特长生的招生腐败，从横的方面来讲，仅仅只是当下各种社会腐败现象之一，从纵的方面来讲，则可以称得上“古已有之”。我国汉朝流行着一则童谣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却如鸡。”历朝历代，中国历史上一直上演着同样类型的故事，时至今日，“体育特长生100米跑超不过女生，音乐特长生不识五线谱，美术特长生连基本的素描都不会”又何足怪哉？

　　不管是汉代的察举制，还是现今特长生的选拔，其初衷不可谓不好。为什么实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真正有才能有德行的人仍然沉沦下潦，不能为时所用呢？答曰：作为整体的制度环境扭曲了嵌入于其中的具体制度设计的运作过程及结果，造成了动机与结果的背离，即“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种尴尬的局面。

　　根据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任何制度，都不是价值中立的，总是有其内在的激励机制，即奖励某种行为，惩罚某种行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制度环境同样是如此。任何一个具体的制度或政策，固然也有其内在的激励机制，如察举制，奖励有才能或有德行的人，特长生的招生，奖励在某些方面有特长的人；但是，这些具体的制度或政策并非运行于制度的真空，而是深深地嵌入作为整体的制度体系之中，并受着其他制度的制约和影响——换言之，它本身的激励机制能否得到有效的落实，取决于它运行于其中的制度环境。

　　就特长生招生而言，它运行于其的制度环境是——决定谁是特长生，谁不是特长生的权力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即权力过于集中，而且缺乏制约。过于集中且没有制约的权力也就是特权。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顾所言：“权力必然有腐败趋势，绝对的权力会滋生绝对的腐败。”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圣人，对于权力的滥用，没有任何人是天生具有免疫力的，显然，这种制度环境奖励以权谋私——一方面少数人掌握着特权，另一方面少数人手里有可以用来购买特权的钱或其他稀缺资源，于是，特长生招生政策也就被它运行于其中的制度环境异化成了“特权生”的“集结号”。

　　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里，人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通过制度性的改良或变革，降低腐败的动机，提高腐败的成本，使作为整体的制度环境真正有利于有才有德的人群的发展，可谓正当其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