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三年多，仍未获得教育部的“招生许可证”，南方科技大学(下称南方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决定：拟自主招生推出其首期实验班，如果学生最终不能获颁教育部认可的文凭与学位，南方科大就自发文凭与学位。此举可谓是先斩后奏式的招生。朱清时说，南方科大是深圳“倾全市之力”建造的一所创新型大学，做教改的尖兵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改革不能一味靠等批复，深圳精神就是‘敢闯’”。本报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公众为什么如此关注南方科大的改革？南方科大能够承载中国大学教改的重任吗？

　　打破“国家承认”值得尝试

　　有人认为，南方科大自己给学生发文凭和学位证书，“不过硬”、太“山寨”，获得的证书与现行体制（升学、就业的学历要求）不接轨，就读这样的学校，有诸多风险。然而，南方科大此举，其实是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真正落实，即全面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不是体制外探索，而是探索由旧体制转轨新教育体制的路径。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实现这样的目标，其实都面临一个障碍，即教育计划体制中的“国家承认”学历。

　　一直以来，所有大学颁发的学历、证书，都是由教育部、国家学位办统一印制的。在封闭的计划体制之中，“国家承认”学历是有一定效果的，比如统一标准、规范高等教育，甚至还可以通过体制的力量，来维护“国家承认”的权威。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发展，其弊端逐渐显现。

　　一方面，政府部门以保障“国家承认”的质量为名义，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甚至直接参与办学，由此形成“管评办一体化”的格局，与之对应，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招生、学科设置、专业设置等教育事务都需报批，最后“千校一面”。另一方面，在“国家承认”学历的“保护”下，高校普遍没有竞争意识，学校并不关心办学质量，造成社会的“学历情结”和教育“空心化”。

　　但是，真要取消“国家承认”，却极不容易。在政府层面，既涉及放权，又涉及放权之后的有效监管，还影响到就业政策、用人制度的全面调整，南方科大筹建三年，却未获得“招生证”，就是这一原因；在学校层面，这关系着是融入现有体制，还是突围现有体制的选择，要做好应对各种未知可能性的准备；在社会层面，这需要花时间让公众接受市场机制下的新教育管理与评价体系，可以说，这将是教育观、人才观的一次彻底调整。

　　我们应该为南方科大的胆识和勇气鼓掌，对于南方科大这一改革探索，正在推进教育改革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给予鼓励，并以南方科大作为试点，主动思考如何启动建设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

　　有望成为“教改特区”

　　没有取得教育部审批就开始招生，自主考试，接收高二学生上大学，学校自授学历和学位……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近期再一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舆论和公众对南方科大的极大关注，不仅在于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窗口”的美好隐喻，更体现出对现行中国大学教育的极大焦虑，对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整体改革充满着某种渴望。

　　在他们看来，南方科大更像是一个破除陋规、勇闯禁区的符号，是中国高校乃至整个行政改革的探路者，她所突破的、她所遭遇的、她所展示的、她所担当的，都将成为人们和媒体持久探讨的话题。

　　从南方科大日前举行的教改实验班咨询会，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爆满，这些事实也可以证明，作为受教育的主体，学生对现行教育的方式是不满意的，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文凭与水平相去甚远，学校与社会反差强烈，渴望有新的成才和成功路径代替现行培养模式。

　　至少从现在来看，南方科大所倡导的“去行政化”的办学思路是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的。南方科大提出的自主、独立、自由的教改新图景，也着实令包括立志于教育工作的大师、院士等充满神往，愿意加盟。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和孕育，应该说将南方科大推到了时代前沿，只能前行，不能后退，应该为成为“教改特区”迈出勇敢一步。

　　但是，作为求索者的南方科大，同样会面临着诸多的具体问题，一方面是教育方式的探索者，另一方面也是去行政化制度的探索者；教书育人方式的转变，以及现行各种规章制度的突破，难度都是巨大的。这种忧虑已经初现端倪，买台电脑走流程也要一个多月就是例子。

　　此外，还要担心南方科大会不会一开始就走所谓“精英教育”、“特权教育”的老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沦为又一个以“掐尖”“招揽状元”维持名气的大学。

　　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南方科大的一小步，或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大步。